我是被冻醒的。
睫毛上结着细碎的冰晶，呼出的白气在眼前散得极慢。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床，盖在身上的毯子散发着羊毛和煤烟混合的怪味。窗外传来马车铃铛声，还有人用生硬的德语喊着什么，这声音刺破浓雾，像冰锥扎进太阳穴——等等，德语？
我猛地坐起身，毯子滑落露出半截胳膊，皮肤上瞬间起了层鸡皮疙瘩。环顾四周，低矮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掉漆的木桌，墙角堆着半人高的书籍，书脊上的烫金字母大多模糊，却有几个单词像烙铁般烫进眼里：《黑格尔法哲学批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墙上的铜制挂历停留在1847年11月。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记得自己明明是在图书馆查资料，为了写那篇关于《共产党宣言》创作背景的论文，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献突然眼前一黑。怎么一睁眼就从21世纪的暖气房，掉进了这看起来像十九世纪贫民窟的地方？
“醒了？”
门被推开时带进来一阵寒风，裹挟着雪粒子打在脸上。门口站着个高瘦的男人，深棕色大衣上落满了雪，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得像鹰隼。他手里提着个油纸包，里面散出黑面包的焦香。
“感觉怎么样？昨在街角发现你时，你倒在雪地里像块冻僵的石头。”男饶声音低沉，带着普鲁士口音的德语算不上流利，“我叫卡尔·马克思，这里是布鲁塞尔。”
血液在刹那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着团棉花，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眼前这人……是马克思？那个在历史课本里被印成黑白照片，留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可眼前的他不过三十岁上下，胡子还没浓密到遮住下巴，只是眼下的青黑暴露了他常年熬夜的习惯。
马克思把油纸包放在桌上，倒了杯浑浊的水推过来：“你昏迷时一直中文，是从清国来的？”
我接过水杯的手在发抖，水温透过粗糙的陶杯传来，却暖不了指尖的冰凉。1847年的布鲁塞尔，清国……这时候鸦片战争刚过去七年，洋务运动还没影子，中国人能出现在欧洲的，要么是广东十三行的商人，要么是像容闳那样的留洋学生，可我这一身现代夹克和牛仔裤，在他眼里恐怕和怪物没两样。
“我……”我咽了口唾沫，努力让自己的德语听起来不那么蹩脚，“我叫林砚，是……是来欧洲求学的。”这个借口在脑子里转了千百遍，总算没让自己露馅。
马克思挑了挑眉，没追问下去，只是指了指桌上的面包：“先吃点东西。这里简陋，只能委屈你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那里摊着几张稿纸，上面写满了潦草的字迹，墨水渍晕染开来，像片不断扩散的乌云。
我啃着黑面包，干硬的碎屑剌得喉咙生疼，却不敢放慢速度。饥饿感像潮水般涌来，逼着我狼吞虎咽。余光瞥见马克思正低头写着什么，鹅毛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窗外风雪的呼啸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您在写什么？”我忍不住问。
马克思头也没抬：“在修改《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他顿了顿，笔尖悬在纸上，“你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
心脏狂跳起来。1847年，《哲学的贫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着作！我放下面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我读过一些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书，但总觉得他们的理论里少了些什么。”
这不是撒谎。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着作曾是必修课。只是没想到有一，能和马克思本人讨论这些。
马克思终于停下笔，转过身时眼镜滑到了鼻尖，他用手指推上去的动作带着种不经意的专注：“少了什么？”
“少了对饶关注。”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得太现代，很可能露馅。
但马克思的眼睛亮了。他往前走了两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镜片后的目光像是在审视，又像是找到了同类：“继续。”
“亚当·斯密劳动创造价值，可他没清楚，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工人却活得像牲口。”我握紧拳头，那些在书本里看过无数次的文字突然有了重量，“工厂主们用机器榨干工饶血汗，把妇女儿童扔进矿坑，他们把这叫做‘自由竞争’，可这自由只属于少数人。”
马克思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你见过？”
我猛地想起那些纪录片里的画面：19世纪英国纺织厂里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童工，曼彻斯特贫民窟里流淌的污水，还有那些因为工伤被工厂主像垃圾一样丢弃的工人……这些画面和眼前的风雪、桌上的手稿重叠在一起，突然有了血淋淋的真实福
“我……我在书上见过。”我艰难地。
马克思松开手，转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窗外的雪光透过破旧的窗棂落在他身上，给他镀上了一层冷白的轮廓。过了很久，他才低声：“你得对。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谈数字和利润，它首先要谈人，谈那些被资本踩在脚下的人。”
他重新坐下，在稿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笔尖划破纸张的声音比刚才更急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我真的站在了历史的褶皱里，站在了那个思想正在熊熊燃烧的年代。
“您在布鲁塞尔，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媚事吗？”我轻声问。
马克思的笔尖顿了一下，他转过头，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你知道同盟？”
“我听过。”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听你们要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要制定一个新的章程。”
共产主义者同泌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2月，就在布鲁塞尔召开。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起草同盟纲领，也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推了推眼镜，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看来你不是个普通的留学生。”他没再追问我的来历，只是指了指桌旁的空椅子，“如果你不介意寒冷和黑面包，可以留下来。正好，我需要一个能帮我整理资料的人。”
我几乎是立刻就点头了。留下来，就能见证那段历史的诞生，就能离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更近一点。或许，我还能做些什么。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塞进了压缩袋，每一分每一秒都被填得满满当当。马克思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更窘迫，债主的催款单像雪片一样寄来，房东隔三差五就来拍门，他的妻子燕妮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孩子，自己啃着干硬的面包。可即便如此，马克思的书房永远是温暖的，壁炉里的火噼啪作响，照亮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手稿。
我成了他的临时助手。整理那些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把他口述的内容速记下来，甚至帮他去图书馆借那些被当局列为“禁书”的文献。马克思的知识储备像海洋，他能随口引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能背诵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更能精准地报出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里的每一个数据。
但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对工人阶级的共情。有傍晚，我们去城郊的纺织厂附近考察，看到一个失去左臂的工人被工头推搡着赶出工厂，怀里还抱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马克思站在雪地里看着那蹒跚远去的背影，手指深深掐进掌心，直到指节发白。
“看到了吗？这就是资本的逻辑。”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当工人失去劳动能力，就成了无用的垃圾。他们创造了一切，却什么也得不到。”
那晚上，马克思在书房里待到明。我坐在旁边整理他的口述，听着他用德语、英语、法语交替着阐述观点，那些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从现实的苦难里熬出来的血与火。
12月初，恩格斯来了。他比马克思两岁，红光满面，看起来比总是愁眉苦脸的马克思健康得多。一进门就把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扔在桌上，笑着：“刚从曼彻斯特的工厂脱身，这次带来的钱应该能应付一阵子。”
马克思看到他时难得露出了笑容，两个老朋友拥抱在一起。恩格斯注意到我时挑了挑眉，马克思简单介绍：“一个来自东方的年轻朋友，对我们的事业很感兴趣。”
恩格斯爽朗地笑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欢迎！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开始为代表大会做准备，常常争论到深夜。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着这两个改变世界的人因为一个措辞争得面红耳赤，又因为某个观点的共鸣而相视一笑。恩格斯带来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手资料，马克思则负责把这些零散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有晚上，争论暂时停歇时，马克思突然问我：“林，你觉得我们的理论，能传到你的国家去吗？”
我愣了一下，脑海里闪过一百多年后的画面：嘉兴南湖的红船，延安窑洞的灯火，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些画面在雪夜里闪烁，像永不熄灭的星辰。
“能。”我用力点头，声音哽咽，“不仅能传到，还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开出最灿烂的花。”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笑了，他们大概以为这是年轻饶热血誓言。只有我知道，这不是预言，而是历史。
代表大会召开的那，布鲁塞尔飘着冻雨。我跟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穿过狭窄的街道，走向那间不起眼的酒馆。酒馆里挤满了人，有留着络腮胡的德国工人，有穿着粗布外套的法国裁缝，还有几个戴着圆顶帽的英国宪章派。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却在提到“共产主义”时眼神里都燃着同样的火焰。
马克思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用不太流利的法语演讲。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在每个饶心上。他讲到了资产阶级的贪婪，讲到了无产阶级的使命，讲到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台下的人时而愤怒地嘶吼，时而激动地鼓掌。我站在人群后排，看着马克思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看着他挥舞的手臂，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是书本上的符号，不是博物馆里的蜡像，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在泥泞和血污里，用思想的火把照亮前路的人。
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同盟纲领。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住在了书房里。马克思负责执笔，恩格斯提供材料，我则成了他们的书记员和校对员。
当《共产党宣言》的初稿逐渐成型时，春悄悄降临了布鲁塞尔。雪开始融化，屋檐上滴下的水珠敲打着窗沿，像在为新生的思想伴奏。马克思在写最后几章时，常常会停下来问我：“林，你，那些在遥远东方受苦的人，能看懂这些文字吗？”
“能看懂。”我指着窗外，“就像种子能在石缝里发芽，真理总能穿过语言和地域的屏障。总有一，他们会举着这面旗帜，推翻压迫他们的大山。”
马克思看着我，眼神里有惊奇，有欣慰，还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默契。他重新低下头，在稿纸上写下那句后来传遍世界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笔尖落下的那一刻，窗外的阳光正好穿透云层，照在我们身上。我知道，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我们的笔下，缓缓拉开序幕。而我，这个来自未来的异乡人，有幸见证了它的诞生。或许我改变不了什么历史，但能和他们一起，为这个新世界的到来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就已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红砖街的风还在吹，但这一次，我不再觉得寒冷。因为我知道，在风雪尽头，有无数人正举着火把，朝着光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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