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雄觉得范长生有名望、品德好，在蜀地深受大家敬重，就想把他迎过来当君主，自己甘愿称臣，可范长生不答应。手下将领们就一直劝李雄自己登上尊位。冬十月，李雄就当上了成都王，宣布大赦下，把年号改成建兴。他废除了晋朝的法律，重新制定了七条简单的法令。封他叔叔李骧当太傅，哥哥李始当太保，李离当太尉，李云当司徒，李璜当司空，李国当太宰，阎式当尚书令，杨褒当仆射。尊奉母亲罗氏为王太后，追尊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李雄觉得李国和李离很有智谋，遇到啥事都先跟他们商量再做决定，而李国和李离对待李雄也更加恭敬谨慎。
刘渊把都城迁到左国城后，胡人、晋人来归附他的越来越多。刘渊就跟大臣们：“以前汉朝统治下的时间很长，对老百姓有深厚的恩情。我是汉朝皇室的外甥，跟汉朝约为兄弟。哥哥死淋弟继承，这不也得通嘛！”于是就把国号定为汉。刘宣等人请求刘渊称帝，刘渊：“现在下还没平定，我暂且像汉高祖那样，先称汉王吧。”就这样，刘渊登上了汉王的位子，大赦下，把年号改为元熙。他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还制作了汉朝三祖、五宗的神主来祭祀。封他妻子呼延氏为王后。任命右贤王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刘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人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都当黄门郎，同族侄子刘曜为建武将军；崔游坚决推辞，没接受任命。
陈元达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志气和操守，刘渊以前就想招揽他，陈元达没搭理。等刘渊当了汉王，有人就问陈元达：“你害怕了吧？”陈元达笑着：“我早就了解他这个人，他也明白我的心思。我估计不出两三，征召我的文书肯定就到了。”当晚上，刘渊果然就来征召陈元达了。陈元达辅佐刘渊后，经常进献忠言，退朝后就把谏言的草稿销毁，连他自己的子弟都不知道他了啥。
刘曜一出生眉毛就是白的，眼睛里还有红色的光芒，从就聪明，胆子也大，很早就没了父母，被刘渊收养。长大后，他仪表堂堂，身材魁梧，性格豁达，志向高远，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喜欢读书，擅长写文章，一寸厚的铁板，他一箭就能射穿。他常常把自己比作乐毅、萧何和曹参，当时的人都不太认可；只有刘聪很看重他，：“永明（刘曜字永明）啊，那是跟汉世祖刘秀、魏武帝曹操一样的人物，那几个人哪能跟他比！”
皇帝回到洛阳后，张方手握重兵，独揽朝政，皇太弟司马颖再也没办法参与政事。豫州都督范阳王司马虓、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等人上奏：“司马颖承担不了重任，应该把他降封为一个地方的王，只保全他的性命就校太宰司马颙应该继续负责关右地区的事务，从州郡以下官员的选拔任命，都听他的；朝廷大事的兴废和变革，也都跟他商量。张方为国家效力，可不知道变通，一直没回西边，应该让他回到郡里，给他加的官职，都维持原来的就校司徒王戎、司空司马越，都对国家忠诚，做事心，应该让他们参与机要事务，处理朝政。王浚有安定国家的大功，应该特别敬重他，让他继续镇守幽州、朔州，长期作为北方的屏障。我们这些人会尽力保卫京城，护卫皇室，这样陛下您就能轻松治国，下自然就太平了。”
张方在洛阳待久了，士兵们抢掠得差不多了，大家都吵吵嚷嚷，不想再待下去，就商量着要带着皇帝迁都到长安；但又怕皇帝和大臣们不同意，就想等皇帝出城的时候把他劫持走。于是张方请皇帝去拜谒宗庙，皇帝没答应。十一月乙未日，张方带兵冲进宫殿，用自己的车去接皇帝，皇帝跑到后园竹林里躲起来。士兵们把皇帝拉出来，强迫他上车，皇帝流着泪只好顺从。张方在马上磕头：“现在到处都是贼寇，护卫的兵力又少，希望陛下能到我的军营，我会拼死保护您，以防万一。”当时大臣们都逃跑躲起来了，只有中书监卢志陪在皇帝身边，：“陛下现在这情况，只能都听右将军（指张方）的。”皇帝就到了张方的军营，让张方准备车来装载宫女和宝物。士兵们趁机在后宫抢掠，争抢府库里的财物，把宫殿里的流苏、武帐割下来当马垫，魏、晋以来积攒的东西，被抢得一干二净。张方还想焚烧宗庙和宫殿，断了大家回洛阳的念头，卢志：“以前董卓不讲道义，焚烧洛阳，到现在大家对他的怨恨还没消散，你干嘛要学他呀！”张方这才作罢。
皇帝在张方的军营待了三，张方带着皇帝、皇太弟司马颖、豫章王司马炽等人前往长安，王戎则逃到了郏县。太宰司马颙带着官员、步兵、骑兵共三万人在霸上迎接，司马颙上前拜见，皇帝下车制止了他。皇帝进入长安后，就把征西将军府当作皇宫。只有尚书仆射荀籓、司隶校尉刘暾、河南尹周馥等人留在洛阳，组成留台，秉承皇帝旨意行事，称为东、西台。荀籓是荀勖的儿子。丙午日，留台宣布大赦下，把年号又改回永安。辛丑日，恢复了皇后羊氏的地位。
罗尚把军队转移到巴郡驻扎，还派兵到蜀地抢掠，抓到了李骧的妻子昝氏和儿子李寿。
十二月丁亥日，皇帝下诏让皇太弟司马颖以成都王的身份回府；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皇帝兄弟一共二十五人，当时还活着的只有司马颖、司马炽和吴王司马晏。司马晏资质平庸；司马炽则性格淡泊，喜欢学习，所以太宰司马颙就立了他。下诏任命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和司马颙一起辅佐皇室，王戎参与管理朝政。又任命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高密王司马略为镇南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暂时镇守洛阳。东中郎将司马模为宁北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镇守邺城。百官各自回到原来的职位。还下令各州郡废除苛刻的政令，爱护百姓，以农业为本，局势清平后，就返回东京洛阳。宣布大赦下，更改年号。司马略和司马模都是司马越的弟弟。王浚离开邺城后，司马越就让司马模去镇守。司马颙因为看到各地局势动荡，灾祸不断，所以下了这些诏书想让各方和解，希望能稍微安定一些。司马越推辞不接受太傅的职位。皇帝又下诏让太宰司马颙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兼任京兆太守。
东嬴公司马腾派将军聂玄攻打汉王刘渊，在大陵交战，聂玄的军队大败。
刘渊派刘曜去攻打太原，占领了泫氏、屯留、长子、中都等地。又派冠军将军乔曦攻打西河，拿下了介休。介休县令贾浑坚决不投降，乔曦就把他杀了；还想纳贾浑的妻子宗氏为妾，宗氏一边哭一边骂乔曦，乔曦又把她杀了。刘渊听后，气得不行，：“要是道有灵，乔曦还指望能有后代吗！”把乔曦追回来，降了四级官职，还把贾浑的尸体收殓起来安葬了。
【内核解读】
乱世枭雄的崛起与西晋末年的崩塌：从史简中看权力更迭的逻辑
这段史料浓缩了西晋末年下分崩离析的关键片段，李雄建蜀、刘渊立汉、西晋中枢失控三大线索交织，既展现了乱世枭雄的崛起路径，也揭示了旧王朝崩塌时的制度溃败与人性博弈，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思。
李雄建蜀：本土化生存逻辑的胜利
李雄在蜀地的崛起，走了一条“借势本土化”的典型路径。他欲迎蜀人敬重的范长生为君而自臣之，虽遭拒绝，却成功传递了“尊重地方势力”的信号，为政权争取到蜀地民众的基础认同。这种策略在乱世中极具现实意义——当中央权威崩塌后，地方豪强与民众的支持成为政权存续的核心支柱。
其政权架构呈现鲜明的“家族共治”特征：太傅、太保、太尉等核心职位全由李氏宗亲担任，仅尚书令阎式、仆射杨褒为外姓。这种结构在创业初期能凝聚力量，但也埋下了后期权力内斗的隐患。值得注意的是，李雄“凡事必咨李国、李离而后斜，而二人“事雄弥谨”，形成了“君主纳谏 - 臣子守礼”的良性互动，这为成汉政权初期的稳定提供了保障。约法七章、废除晋法的举措，则是通过制度革新与旧王朝切割，进一步巩固统治合法性。
刘渊立汉：文化认同构建的政治智慧
刘渊的崛起更具“文化重构”的色彩。他巧妙利用“汉氏之甥”的身份纽带，打出“兄亡弟绍”的旗号，将政权合法性植根于中原王朝的正统脉络郑这种策略远超单纯的军事征服——通过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祭祀汉三祖五宗，刘渊成功将自身塑造成汉朝正统的继承者，消解了胡汉之间的文化隔阂。
其人才策略展现出识人善用的特质：对陈元达的预判与征召，体现其知人之明；陈元达“退而削草”的忠诚与谨慎，反映出新兴政权的政治伦理；而刘曜这位“眉白目赤”的奇人被委以重任，更显其用人不拘一格。刘聪将刘曜比作汉世祖、魏武，虽有溢美，却暗示了这位将领在未来汉赵政权中的关键作用。崔游辞不就官则反映出部分汉族士大夫对胡族政权的观望态度，揭示了文化融合的艰难性。
西晋中枢崩塌：权力失控的连锁反应
洛阳朝廷的溃败呈现出典型的“权威真空”恶性循环。张方拥兵专制，太弟颖失权，标志着中央军权彻底旁落。范阳王虓等地方都督的上书，表面是规谏朝政，实则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力的分割诉求。
张方迁都长安的闹剧，将乱世的残酷性暴露无遗：军人劫掠后宫、瓜分府藏，魏晋百年蓄积扫地无遗，象征着物质层面的文明崩塌；欲焚宗庙宫室的企图，则是对精神层面正统象征的摧毁。卢志以董卓为鉴的劝阻，虽暂时保全了建筑，却无法挽回人心的离散。
长安与洛阳形成“东西台”分治，实质上是西晋政权分裂的标志。晋惠帝兄弟二十五人仅存三人，而新立的皇太弟炽以“冲素好学”胜出，反映出在武力横行的时代，人们对文治秩序的最后向往。太宰颙试图通过大赦、改元、分权等手段和解各方，却因权力结构已彻底失衡而难挽颓势，张方“录尚书事”的实权地位，预示着军人干政将愈演愈烈。
乱世启示：合法性构建的三重维度
这段历史集中展现了乱世中政权合法性的构建逻辑：李雄代表“地方认同维度”，通过尊重本土势力、家族共治获得区域支持；刘渊代表“文化正统维度”，借助汉文化符号实现胡汉融合；而西晋朝廷的崩塌则证明，当军事权威、文化认同、民生保障三重基础同时丧失时，即便是百年王朝也会瞬间瓦解。
陈元达“三二日驿书必至”的自信，刘曜“铁厚一寸射而洞之”的勇武，李雄约法七章的务实，刘渊祭汉祖的智慧，与张方劫掠的野蛮、晋廷内斗的昏聩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物的选择与命运，共同勾勒出永嘉之乱前夕，中国社会在崩溃与重构中挣扎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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