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车间的地砖还泛着隔夜的凉气，刘好仃的布鞋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嗒嗒”声。他没去卡盒前看新卡，也没顺手整理公告栏，而是径直走进工具间，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那卷红胶带还在，边上多了个硬皮本子，封皮边角磨得发白，像被手心焐了多年。
他翻开本子，翻到“信息通”那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卡号、问题类型、接收时间、处理节点。他抽出一支红笔，把过去七东区所有回应卡的处理时长逐一标出，再算出平均值。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写下：“41时。”
陈来得早，抱着一叠文件夹进来，看见他低头写写画画，问：“又算账呢？”
“不算账，算路。”他把本子推过去，“上个月，一张卡从写到回，平均要等三。现在，不到两。”
陈扫了一眼数据，皱眉：“可有人还，贴墙是做样子。”
“那就把样子做实。”他合上本子，“叫老周和维修组组长，般前到会议室，带上周报。”
般整，四个人围在会议桌前。白板上还没写字，只贴着几张便签，是上周东区提交的参与卡复印件。刘好仃拿笔在左边写下：“上月平均响应时间：72时。”右边写：“本周东区：41时。”中间画了个箭头，标上“↓42%”。
老周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两秒，嘀咕：“这数准吗？谁记的？”
“每张回应卡现在都标了时间。”刘好仃翻开陈带来的记录册，“接收时间，处理人，完成时间，三栏齐全。不是谁了算，是卡了算。”
维修组组长翻了翻册子，忽然指着一条：“这卡模具漏油，下午三点交的，我们四点就处理了，怎么算成六时？”
“因为卡是三点十五分才转到你组登记本上的。”陈指了指交接记录，“之前在质检台压了十五分钟。”
会议室静了两秒。
“原来卡也会迷路。”老周笑了，“跟人一样。”
“所以现在每张卡都要‘签到’。”刘好仃，“写了，就得有人接；接了，就得有人办；办了，还得让人知道办了。不是走形式，是让路不堵。”
老周点点头，又问：“可工人真在乎快这几个时？”
刘好仃没答，转头对陈：“把照片放一下。”
陈打开手机，投到白板上。第一张是三周前的回应墙，两张卡孤零零贴着，反馈只有一行字：“已知。”第二张是昨拍的，五张卡排开，每张下面都有手写反馈，处理人签名，完成时间精确到时。
“以前写了，像扔井里。”刘好仃指着照片，“现在写了，知道谁在办，办到哪一步。不是快慢的问题，是有没有回音。”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我班上老李昨问我，‘是不是写卡多了，活就多了？’”
“你怎么答的？”
“我，活没多，是活更顺了。”老周咧嘴，“他还真信了。”
会议室里笑起来。维修组组长合上记录册：“行，这数我认。但全厂都这么算，得统一格式，不然乱。”
“正有这打算。”刘好仃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表格，“以后所有回应卡，三栏必填：接收时间、处理人、完成时间。缺一栏，算未闭环。”
陈接过表格看了看：“这不难，就是多写几个字。”
“字不多，心就亮了。”刘好仃收起本子，“数据不是用来压饶，是用来照路的。”
会散后，刘好仃没走，留在会议室把白板擦了，重新画了条折线图。横轴是过去三周，纵轴是平均处理时长，起点在72，终点落在41，斜斜地往下走，像一条正在拉直的绳子。
他拿A3纸打印出来，标题只写了一行：“东区问题响应趋势”。下面三行字：“起点：72h → 当前：41h → 目标：24h”。
下午两点，他把图贴在公告栏“回应墙”旁边。胶水涂得匀，四角压平，没遮住任何一张卡。路过的人抬头看了几眼，有人念出声：“目标二十四时？真能到？”
没人回答，但第二一早，趋势图底下多了支笔。
蓝色的，笔帽上贴着个笑脸贴纸。
刘好仃看见时，笔已经横放在图下方，像被人轻轻放下，又像特意摆正。他没动它，只蹲下身，用指尖把图右下角翘起的一块纸压平。
中午，陈来换新卡，站在公告栏前数了数：“这周东区交了二十三张，比上周多九张。”
“多少张闭环了？”
“二十一张。两张在处理中，都在四十八时内。”
刘好仃点点头，转身去工具间取日志本。刚推开门，看见老周站在卡盒前，手里捏着一张纸，正往里塞。
“又写卡了？”
“不是我写的。”老周把卡推进去，拍了拍盒子，“是三班的王。夜班饮水机没热水，建议检修。他还特意问，‘这卡能上墙吗？’”
“能。”刘好仃，“只要写了，就能。”
老周走后，他打开卡盒，抽出那张卡看了看，放进待处理文件迹又从抽屉里取出日志本，在“效率通”那一页写下：“线在走，路在长。”
傍晚六点，车间灯一排排熄灭，他最后一个离开。走到公告栏前，看见一个穿蓝工服的年轻工人正踮着脚，盯着趋势图看。那人没动笔，也没话，就那么站着，手指轻轻划过那条下降的折线。
刘好仃没上前，转身回了工具间。
他打开抽屉，把红胶带往里推了推，直到完全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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