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元年冬，十一月（载初元年正月）朔日的前夕，紫宸殿内的气氛庄重得近乎凝滞。殿外是持续严寒的冬日，殿内却因那份即将落定的决断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灼热。御案之上，一切杂物皆已撤去，唯正中铺陈着一幅以特制厚韧楮纸书写的诏书草稿，墨迹黝黑沉静，等待着最终的确认与赋予生命。一旁，那方新雕的“载初”玉玺已然备好，印泥鲜红欲滴，如同浓缩的赤诚与权柄。
武媚端坐于案后，今日她未着常服，而是一身更为庄重的玄色深衣，广袖垂落，纹饰简约却威仪自生。她目光沉静，逐字审阅着上官婉儿精心草拟的改元诏书。文中引经据典，将“革故鼎新”、“顺应人”之理阐述得透彻，更巧妙嵌合了近来“佛光献瑞”、“雪兆丰年”的祥兆，最终归结于“用宣皇极，以抚黎元，可大赦下，改永昌元年为载初元年”。字字珠玑，逻辑严密，无可挑剔。
她提起那支御用朱笔，笔锋饱满，色泽殷红。笔尖悬于诏书末尾“载初”二字之上，略作凝顿。这一刻，殿内侍立的宫人，包括静候在侧的上官婉儿，皆屏息凝神。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号的更易，更是向下宣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是她武周王朝时间纪元的真正开端。
朱笔终落。
“载初”。
两个饱满、遒劲、带着不容置疑力量的红字，稳稳地覆盖了原有的墨迹，如同烙印，深深镌刻在诏书之上，也仿佛镌刻进了历史的脉络。随即，她取过那方崭新的玉玺，在朱批之旁，重重钤下。
“载初之宝”。
鲜红的印文与朱批相映，宣告着这份诏书具备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政治效力。
“颁行下。”武媚放下玉玺，声音平稳，却带着定鼎乾坤般的决然。
诏书被早已等候的礼部官员恭敬请出紫宸殿。他们并非简单地将其交予驿传，而是依照上官婉儿精心设计的仪程，将其安置于一座特制的、覆以明黄云龙纹锦缎的香亭之中，由十六名仪卫肩抬，在庄严肃穆的雅乐引导下，穿过重重宫门，径直前往万象神宫。
明堂之内，早已香烛高烧，烟气缭绕。香亭被安置于中央高台，正对苍穹。礼部尚书率众官，依古礼焚香跪拜，告祭地，朗声宣读改元诏书，其声在宏伟的殿宇中回荡，仿佛上达听。这一仪式，赋予了年号变更以“命所归”的神圣色彩。
几乎在宫内仪式进行的同时，神都洛阳的百官府邸，也迎来了一场无声却高效的变革。宫中派出的内侍与胥吏，携带着早已制作好的、刻影载初元年”字样的新门匾或铭牌，奔赴各处。他们动作迅捷而有序，在各级官员复杂难言的目光注视下，撤下旧有的“永昌”纪年标识，换上了崭新的“载初”门匾。从宰相府邸到六部衙署，这一夜，神都官场的门户，都在悄然无声中完成了纪年的转换，如同一次彻底的政治站队与效忠宣誓。
而就在这新旧年号交替的敏感时刻，钦监的紧急奏报被送入宫知—观测到“太白经”之异象。太白星（金星）白昼可见，横贯际，在传统星占学中，此象素来寓意着“革故鼎新”、“大人易政”，乃至“兵戈”、“女主昌”。
若在以往，慈象必引朝野议论，甚至可能被解读为不祥。然而，在此刻武媚即将登基的背景下，这一“象”的到来，其 timing 巧合得近乎完美。
消息迅速被上官婉儿以最恰当的方式呈报武媚。武媚闻之，并未如临大敌，反而唇角微扬，露出一丝洞悉机般的了然。
无需她亲自下令，自然有善于领会圣意者，开始对此象进邪合理解读”。很快，一种声音便在神都的官场与坊间悄然流传开来：“太白经，正应鼎革之象！此乃上垂示，旧章当革，新员立，女主临朝，实乃顺应人之举！”
一场可能引发疑虑的文现象，就这样被巧妙地转化，成为了印证武周代唐、女主登基合法性的又一重“象”铁证。朱批定下的“载初”年号，便在这样层层铺垫、步步渲染的宏大叙事中，正式昭告于世，携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与佛意，为即将到来的登基大典，敲响了最响亮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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