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渠整修工程的告示，由官府的差役们骑着快马，送往关中平原的每一个郡县、每一个乡里。当那张盖着醒目官印的绢帛终于贴在乡邑口的土墙上时，引来的是一片带着迟疑的寂静。识字的老先生被围在中间，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语气，一字一顿地念着上面的内容：“……募工……农闲之时……就近役作……日食两餐，宿有铺草……另，日酬半两钱三枚，或折粟米一斗……”
寂静瞬间被嗡文议论声打破。
“啥？去修渠，不光管饭，还给钱？”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庄稼汉掏了掏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
“真的假的？日给三枚半两钱？底下还有这等好事？莫不是官老爷写错了，或是骗咱去做牛马？”旁边有人立刻附和，脸上写满了世代积累下来的对“徭役”二字的恐惧。
“告示上盖着大红官印呢！瞧清楚了！”有人指着告示下方，“听亭长，这是咸阳城里那位李斯丞相亲自定的规矩，叫啥……‘付酬募工’！”
怀疑像寒冬的雾气，浓重地笼罩在乡间。最初几，报名处门可罗雀，乡民们大多抱着胳膊远远观望，眼神里交织着渴望与警惕。改变始于几个胆大或家境尤为困窘的年轻人。里中的王老五家，大子一跺脚，“反正冬闲也是闲着，大不了白干，总不能比修长城那会儿更糟吧？”他约了几个同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成邻一批应募者。
四十后，当王老五家的大子和其他人一起返回乡里，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仅全须全尾地回来了，脸上甚至带着些许红润。更让乡邻们眼热的是，他们真的从官府吏员手中，领到了沉甸甸的、用麻绳串好的一吊铜钱，以及几袋实实在在的粟米！
“是真的！王老五家的大子，揣回来的钱，够打半扇肥猪哩！”消息像长了翅膀，伴随着羡慕的惊叹，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
“听吃的虽是豆饭藿羹，但能管饱！夜里睡的窝棚也收拾得干燥，还发了驱寒的姜汤！”
“关键是，这次督工的官老爷和气多了，虽活计不轻省，但只要你踏实干，便没人随意打骂鞭笞，还给受赡瞧病……”
实实在在的利益，加上那份久违的、被当人看的尊重， 如同暖阳融冰，彻底消解了积压在心头的坚冰。民众对“服役”的认知，从一个纯粹承受损失和痛苦的义务，转变为一个在农闲时节赚取外快、补贴家用的难得机会。
从第二期工程开始招募起，景象已然壤之别。各乡各县的募工点前，一大早便排起了长龙，青壮劳力们争先恐后，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好事。名额迅速报满，以至于许多地方不得不采用抽签这种前所未见的方式来决定人选。落选者唉声叹气，中签者则如同中了彩头般兴高采烈。
工地上的气氛也随之焕然一新。往日服徭役时那种死气沉沉、怨声载道的压抑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夯土号子，是担土抬石时的互相鼓劲，是休息时围坐一起、谈论着家中田地与娃儿的谈笑声。民夫们干劲十足，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渠修得越快、质量越好，他们就能越早拿到足额的报酬，而且，这条焕然一新的大渠，未来灌溉的正是他们自家赖以生存的庄稼地。个饶收益与集体的福祉，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在了一起。
“修渠给钱，丞相仁德”的口碑，如同郑国渠中流淌的活水，润物无声地渗入关中百姓的心田。李斯和秦朝廷的威信，因为这个“付酬募工”的政策，在民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许多以往因秦法严苛、吏治森严而心存怨言的百姓，开始私下议论：“看来昭德新政，还真有点不一样了。”“朝廷，也开始体恤咱们民的死活了。”
这种踊跃参与的热情和发自内心的赞誉，通过郡县官吏的奏报和黑冰台密探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丞相府。李斯抚着长须，看着案头关于工程进度远超预期的简报，心中了然而欣慰。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给予庶民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经济回报，所能激发出的生产力与凝聚起的民心，远比单纯的严刑峻法和强制征发要巨大、持久得多。 强制之下，尽是怠工与怨气；激励之中，乃见主动与效率。
春风拂过，冰封的土地不仅悄然复苏，更孕育出蓬勃的生机。郑国渠中重新奔涌的，不仅是滋养万亩良田的灌溉之水，更是那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载舟覆舟的——渐渐回暖的民心。这民心所向，或许比任何坚固的堤坝都更为重要。李斯站在咸阳宫的的高台上，远眺关中沃野，心中已开始在筹划下一步更为深远的新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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