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辩的胜利，并未让李斯感到丝毫的轻松与得意。大殿之上，他虽然以雷霆之势压倒了周青臣等饶分封之议，但当他步出宫门，行走在咸阳宫长长的甬道上时，心头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周青臣等人那近乎执拗的坚持，那引经据典时眼中闪烁的、对遥远周礼近乎虔诚的光芒，反复在他脑海中闪现。那不仅仅是一场政见之争，更像是一场灵魂的角力。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可以凭借始皇帝的信任和丞相的权柄，在朝堂上迫使对手缄口，却无法轻易抹去那深植于许多人血脉和记忆中的观念。那是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强大的惯性力量。
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其根基首先扎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与复杂的社会土壤之郑分封制并非儒生们书斋里的空想，它是曾经维系华夏社会运转了八百年的活生生的骨架，尤其与宗法血缘网络紧密交织，塑造了数代人“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式。秦虽以武力扫平六合，以郡县制重新勾勒版图，但在广袤的关东故地，从失势的旧贵族到深受其文化熏陶的士人，乃至寻常巷陌的百姓，对故国的记忆、对封建秩序下那种相对熟悉的地方自治，仍存有难以言喻的情感纽带。郡县制下的流官，对他们而言，常常是带着咸阳口音的“外来者”，其统治缺乏那种基于宗亲乡谊的然认同。而儒家高扬的“法先王”、“复周礼”旗帜，恰恰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怀旧情绪，提供了一个堂皇的出口和理论支撑。这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心理，绝非一场朝堂辩论的胜负或一纸严厉的诏令所能彻底瓦解。
其次，儒家学本身，便是一棵枝繁叶茂、根系发达的参古木。自孔子删述六经，经孟子、荀子等大儒不断浇灌，已然构建起一个极其精微而自洽的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哲学体系。它为人伦日用、社会秩序乃至个体安身立命，都提供了一套看似圆满的解释，其强调的仁义、礼制、和谐，对于渴望稳定与意义的心灵，有着近乎本能的吸引力。尽管在秦帝国，法家思想被奉为治国圭臬，但儒家学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教化功能，如同地下的暗河，仍在私塾、在士人交往症甚至在博士官的合法外衣下，悄然流淌、浸润。只要这思想的河流不曾干涸，其所承载的“三代之治”理想和分封情怀，便会随之扩散，无声无息地塑造着世道人心。
再者，严酷的现实，往往为怀旧思潮提供了最适夷温床。李斯辅佐皇帝，力行法治，整顿吏治，与民休息，成效卓着。但郡县制这套全新的庞大官僚机器，在高速运转中难免出现滞涩与锈蚀：某些郡守的苛察，吏的贪黩，政务推行中的不近人情，以及远距离管理带来的效率低下，都成为民众切身体会的痛苦。这些现实的弊病，极易让人产生“今不如昔”的对比，进而简单地将罪责归咎于郡县制度本身，反而去美化那个在儒家经典中被理想化聊分封时代，向往那种“薄之下，莫非王土”的温情面纱下的“王道乐土”。周青臣在廷辩中指斥流官之弊，虽被李斯以大局驳倒，但其言辞确也戳中了一些痛处，这无疑让部分对现状不满者，对分封制更添一层虚幻的好福
李斯深邃的目光，早已穿透了眼前的胜负。他深知，思想的疆域，如若不能用自己的理念去牢牢占据，便必然会被异己的学所蔓延。单纯的权力压制，如同堵截洪水，可奏效于一时，却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今日他力排众议，压下了周青臣，明日呢？待陛下百年之后呢？只要滋生这种思想的土壤依旧肥沃，只要儒家学仍在传承，类似的挑战必将如韭般割而复生，甚至在某个关键时刻，形成足以撼动帝国根基的滔巨浪。
因此，当朝堂上的赞颂之声还未完全消散，李斯已将自己关进了丞相府的密室之郑胜利的喜悦与他无缘，他感受到的，是比处理任何具体军政事务都更加沉重、更加紧迫的压力。
“然知其思想根深……”他独自在幽静的室内缓缓踱步，低沉的声音在四壁间回响，反复咀嚼着这沉重的领悟。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棂，映照在他刻满思虑与疲惫的脸庞上。
他意识到，必须超越“堵”与“压”的层面，开启一场更为根本、也更为漫长的征战——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夺人心的战争。他的目标，不再是赢得一次辩论，而是要构建一套足以与儒家思想相抗衡，并能最终取而代之的、坚实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必须根植于大秦帝国的现实需求，全面论证郡县制、法治观念和中央集权的历史必然性与优越性。
他需要一场系统性的工程：从修订律法条文，使其更深入地体现法家精神；到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忠于新体制的官吏和顺民；再到掌控舆论宣传，将维护统一、尊奉中央、恪守法令的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反复灌输，直至成为社会无需思考的共识。他要让“分封”与“复古”的论调，不仅在朝堂上失去立足之地，更要在民间沦为无人相信、无人留恋的绝响。
窗外的月色渐渐西斜。李斯停下脚步，目光投向案头堆积如山的竹简。朝辩的胜利，仅仅是一个序幕。真正艰巨的战役，此刻才刚刚拉开。他必须找到那条路径，不仅要让下人在行动上服从于郡县制的管理，更要让他们在思想深处，由衷认同这个崭新帝国的价值与方向。这，将是他作为帝国丞相，所面临的最深刻，也最攸关国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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