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时报》的作坊坐落在京城正阳门外正西坊袁洁的一处别苑内，章顺的到来后，正式挂牌为《大明时报》报社，这处别苑占地很大,三进三出，有门首厢房，进入后就是大院正厅，两边是阆苑，正厅后面是四合院的布局，进入后院后面是一处花园，最后面就是高墙了，外面是棉花坊、鸡乐坊等。
《大明时报》编辑部设在门首厢房内，共有十一间房，分成了采访采编部、编辑校对组稿部、采编审阅部、总编室、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这些都是按照一个报社正规搭建而成，可不是袁洁他们自己设想中的，到处找文章，汇集成几篇八股文那种册子。
正厅变成了印刷车间，两边的阆苑成了仓库，内院是章顺的居住地，还有三位科技学堂刚毕业的学生及三位印刷排版技术人员居所。
三位学生虽然年轻，朱志浩才十九岁，从五岁起就读书认字，直到在平安镇科技学堂毕业，成绩都是优等，而黄锵年龄最大，已三十二岁，老家在太原，早早娶妻成家，成化十七年考进秀才，迫于生计，听友人平安镇对读书人有优待，月银也高，就全家迁来寻找门路，结果高薪酬的是在科技学堂毕业的才有，根本不认朝廷的功名，无奈之下就又报考科技学堂，又上了七年的学堂。果然这一次来到京城，三公子章顺给出了月银八两，还有报社的盈利抽成，当然如果报社没有赚钱，也就没有抽成。可是黄锵在这七年的上学中，所学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学问已经不能跟七年前相比，那是两个不同的学问，知识面的扩大，饶心气神也就不一样了，在各种事物的认知上提升到了另一个维度，这就是当前平安镇科技学堂的学生跟别的地方读书人区别，这种区别很大，大到产生了用词的方式，连书写规格也不同，特别是大量应用了各种标点符号来作为文章的断句等，颠覆了以往传统的文本方式，古人没有标点符号，只因古人把阅读文章的断句功夫，叫作“句读”。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即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作“读”，用点来标记。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另一位是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赵墨，被章顺选中是因为跟章顺同龄，都是二十八岁，也以成家，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八股文上不输当今那些会试中的举子，加上又精通算学、文、地理，在上学时还是科技学堂内部报刊的学生主编。所以这一次赵墨担任编辑校对组稿部主任，黄锵担任采编审阅部主任，而朱志浩就是采访采编部主任，章顺自然就是主编加后勤了。排版印刷发行出版部有三位技术工内的魏老主持。
袁洁是《大明时报》的后台，少詹事刘壁及庶吉士邹智，礼部主事曹保就是股东，这样也就规避亲自出马的麻烦，为官是不能经商的，因为这一次跟以前的《大明时报》在经营上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要盈利，盈利也就代表了是买卖，就是经商。
以前的《大明时报》不死不活，虽然出版了二十多期，却是七年来的积累，朝中官员都把这样的出版物当成是袁洁个人喜好，写几篇文章，自费出几本书看看，更多人认为袁洁的做法有点疯狂，因为在古代个人出书无非是立言。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立言最重要。第一，前两个不容易做到;第二，就算前两个做到，最终也要体现在立言上，才能代代相传，影响深远，虽死犹生。
其次是总结个人成果。无论成功与否，把个人文章汇总起来，算是对自己读书生涯的一个总结。再有做指导书。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挑选合适的书籍，用以指导初学者学习。如《文心雕龙》《古文观止》等。指导如何参加科考的书，也属于这类。可是在古人看来《大明时报》不光这些，用个饶钱财，刊登其它饶文章，这就显的不伦不类，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为它人做嫁衣吗？
章顺要求每隔七出一期时报，一个月出四期，采用活字排版方式，就突显出了极大的优势，把以前的刻板工匠改为专做活字即可，又把手工印刷印板工匠改为机器操作，余下的整理装订都是现成的。因为《大明时报》虽然属于报纸一类，其实就是一本八页的宽二十，高三十的厘米的杂志，只不过页数少零，页面大了一点，报纸的大取决于造纸时的规格，宽二十，高三十的厘米的纸正好是造纸时，纸浆剥离的宽度及烘干后机器切割的长度。
弘治八年三月新的《大明时报》正式发行了，从这一刻起，大明将进入到一个学术全新交流时期，《大明时报》不光在学术上，还有在民生、军事、边事、民困、时政、文学等方面全面报道，有趣的是，在首页上，四个《大明时报》大字下面有一行字声明：“本时报所登载内容及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思想及立场，和《大明时报》无关，欢迎作者以佚名发表文章。”
此时的明朝人都不知道报纸为何物，还当是像朝廷邸报一样的东西属于民间邸报、抄之类的报。
这种报在前朝北宋时期就兴起，属民间发行，熟悉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朝在军事上实力孱弱，但经济上却在历代王朝中首屈一指。老百姓手里有钱后，各种休闲娱乐文化频繁出现。如宋朝的夜盛瓦舍等场所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宋朝百姓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报的诞生也是如此。社会底层人民迫切需要了解最新的知识，而商人也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利益，二者不谋而合，“报”便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不过当时的这种报，只是刺探朝廷的各种“内部”文件，特别是在科举方面的动向，没有在学术上，民生上深入报道。
当时的宋朝在文化上受教育群体增多，“士”阶层空前壮大。当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而宋朝百姓在解决了衣食问题后，自然便开始渴望接受教育。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和发展，宋朝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打算通过读书而入仕，而这部分知识分子，正是“报”的主要受众。如《宋会要辑稿》就曾记载：
“徽宗宣和元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窃见迩来凡朝廷进用人材、除授差遣之类，曾未拟议而士大夫间好事者乐于传播，撰造无根之言，欲望明诏有司，严为禁止。”
由此可见，士大夫对于报上的内容，很是青睐。
在报诞生之前，宋朝只影邸报”，而要能将“邸报”上的内容悄悄记载于报之上，除了官府内部人员，恐怕没人能办到。所以报最初的编辑人员，通常都是各州郡的进奏官或中央与省级行政机构的官吏。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钱。对于这种胡乱泄密的官员，宋朝皇帝也头疼不已，如宋仁宗于圣九年就曾发布过一道御旨：
“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妄传除改，至感中外。自今听人告捉勘罪决停，告者量与酬赏。”
在报诞生之初，内容确实是由官府内部的下层吏撰写，但由于朝廷内部的查抄，再加上风险颇大，所以很多内部人士便隐居幕后，或退出这一校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专门的传发者。这种人以打探道消息，撰写文章为生，“坐获不赀之利”。报呈现“产业化”和“专业化”。
报选择刊登邸报上不刊登，但民众却十分感兴趣的内容。邸报刊登最多的，通常是皇帝的饮食起居、重要讲话、官吏的选拔任免、大臣的奏章等，而涉及到灾情、军情、朝廷机密，以及大臣未公开的奏章等，统统不予刊登。但这些东西普通民众和底层官吏却十分感兴趣，这就给了报机会。
在宋朝时，这些报就知道杜撰一些虚假的民间故事，供民众娱乐消遣，而且得有鼻子有眼，让民众深信不疑。
这种报因为无人监管，到最后成了虚假新闻的发源地，由于报审查机制的缺失，导致假新闻频发，对宋朝的有效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最后遭到朝廷的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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