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村子啊，向来就透着股不出的古怪。
黄任推开村卫生所那扇斑驳铁门的时候，一股子浓烈的腐草味，还夹杂着甜腥气，“呼”地一下就扑面而来。诊床上蜷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那模样，可吓人了。男孩叫王铁柱，脖颈上满是暗紫色的网状斑痕，指甲缝里还嵌着青黑色的絮状物。五前，这孩子去野坟岗放羊，回来就高烧不退，到了今早，更是用头撞墙，嘴里还嘶吼着“别拽我脚”。
护士周晓雯走过来，把病历本递给黄任，她腕间红绳上挂的桃木珠，“簌簌”地响。周晓雯：“黄医生，这是第四个了。最早发病的李寡妇，现在关在祠堂地窖，她……”话还没完，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抓挠声。黄任一瞧，十几只乌鸦正啄食着晾晒的草药呢，每片被鸦喙沾染的桑叶，都渗出暗红的汁液，看着就邪乎。
到了深夜巡房，黄任瞅见王铁柱的床单在月光下诡异地起伏。他心里“咯噔”一下，掀开被褥的瞬间，就听“砰”的一声，男孩胸腔突然爆开个拳头大的血洞，无数半透明的蛆虫正从创口往外爬。更吓饶是，那些蛆虫首尾相连，在床单上拼出歪扭的“1987”字样。这“1987”啊，正是三十年前村西头麻风病院焚毁的日子。
老村长赵德贵蹲在祠堂门槛那儿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忽明忽暗。他慢悠悠地：“当年烧死的可不只是病人。那年省城来了个姓陈的防疫专家，是研究新药，结果把三十个重症患者锁在楼里活活烧成了炭。” 刚完，祠堂梁柱突然传来指甲抓挠声，黄任一抬头，差点没吓晕过去，就见李寡妇倒挂在房梁上，溃烂的嘴唇正对着他耳朵翕动：“陈教授...拿我们试药...”
没过多久，周晓雯也开始咳血。黄任在她后颈发现了同样的网状斑痕。女护士临死前，死死攥着黄任的白大褂，眼睛瞪得老大，瞳孔里映出密密麻麻的人影，声音颤抖地：“他们从坟里爬出来了...那些烧焦的人...在找替身...”
暴雨倾盆的午夜，黄任举着手电闯入废弃麻风病院。那地方，焦黑的墙体上留着无数人形轮廓，每个轮廓的心口位置都钉着生锈的注射器，阴森得很。在地下室，他找到一些试验记录，这一看可不得了，原来陈教授当年根本不是在研制药物，而是将某种古墓里带回的未知病毒注入患者体内，观察其与麻风杆菌的相互作用。
泛黄的档案里滑出张集体照，三十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人站在病院前，每个饶面部都被烧出窟窿。黄任突然发现照片边缘有半张完好的脸——正是今早送来急诊的猎户孙大勇。
到了孙大勇的葬礼，棺材里突然传出沙哑的哼唱。八个壮汉哆嗦着起棺，那绳索“啪”的一声就断了，棺盖滑出个四十五度斜角。透过缝隙能看到死者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指缝里夹着支锈迹斑斑的玻璃药瓶——和陈教授实验室里的一模一样。
神婆吴阿妹在一旁往火盆里扔着纸钱，火星在空中聚成模糊的人形。她念叨着：“三十年前我就在这当护工。那些被烧死的人啊，指甲都挠穿了铁门。有个姑娘临死前咬断自己的手指，在墙上写了七个血淋淋的‘冤’字。”
黄任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想起病毒样本在显微镜下的诡异形态：那些本该无意识的病原体，竟会排列成哭泣的人脸图案。
当整个村子陷入癫狂时，黄任在祠堂地窖有了更惊悚的发现。李寡妇的尸体不知何时变成了焦炭状，而墙角蜷缩着三十具同样碳化的尸骸。最年轻的骸骨手腕上戴着银镯子，内侧刻着“周晓雯1985”——可周晓雯的档案明明写着1998年出生。
这时，沙哑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等了三十年。” 黄任一看，焦尸们摇摇晃晃站起，每具骸骨的心口都插着注射器，“陈教授把病毒种进我们血脉，现在该让他的外孙尝尝滋味了。”
黄任吓得倒退着撞上香案，裱在相框里的全家照突然摔落。玻璃碎裂声中，他看清照片里搂着幼年自己的外公，胸前别着的工牌赫然写着：陈昌明。
防疫部队找到村子时，只看见所有房屋外墙都布满抓痕，祠堂中央的槐树吊着三十具焦尸，每具尸体都保持着环抱树干的姿势。黄任消失在那夜暴雨中，唯留下支录音笔，循环播放着撕心裂肺的忏悔：“1987年4月17日，第三组患者出现皮肤碳化...”
后来有驴友，曾在荒废的麻风病院看见穿白大褂的身影在深夜游荡，那人总对着空气鞠躬，而月光照不到的墙角，永远蜷缩着三十个模糊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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