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曹魏权臣司马懿之孙、司马昭长子，西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65年至290年在位，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
他一生历经曹魏末年的权力更迭，亲手终结三国乱世、建立西晋，开创“太康之治”的短暂盛世，却也因晚年决策失当，为西晋的速亡埋下深重隐患，其功过是非，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极具争议的一笔。
司马炎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站在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三代人苦心经营的权力基石之上。
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掌控曹魏军政大权开始，司马氏便已成为曹魏政权实际的掌控者——司马懿隐忍多年，以“老谋深算”奠定家族基业；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进一步巩固司马氏权威，甚至不惜平定毋丘俭、文钦之乱，震慑朝堂；司马昭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灭蜀汉、擒刘禅，将曹魏疆域拓展至西南，权势达到顶峰，虽未敢公然篡魏，却已为后代称帝铺平晾路。
司马炎生于曹魏青龙四年（236年），自幼便在司马氏的权势氛围中成长，深受家族政治理念的熏陶。
他聪慧过人，且深谙权谋之道，既继承了祖父辈的隐忍与果决，又有着不同于父辈的圆融与气度。
司马昭起初更偏爱次子司马攸，认为司马攸“才望出武帝之右”，一度想将权力传给司马攸，但在何曾、裴秀等重臣的劝谏下——他们以“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为据，认为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司马昭最终改变主意，立司马炎为世子。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病逝，司马炎承袭父亲的晋王爵位与相国之职，全面掌控曹魏军政大权。
此时的曹魏政权，早已名存实亡，魏元帝曹奂不过是司马炎手中的傀儡，朝堂上下皆是司马氏的亲信，“禅让”的剧本已悄然酝酿。
司马炎深知“命所归”的舆论重要性，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通过封赏功臣、安抚宗室、减免赋税等手段，赢得朝野上下的支持，同时暗中布局，清除可能阻碍自己称帝的势力。
同年十二月，在司马炎的精心安排下，魏元帝曹奂被迫颁布禅位诏书，将皇位“让”给司马炎。
司马炎假意推辞三次后，最终在洛阳南郊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改元“泰始”，史称“西晋”。
至此，曹魏政权正式终结，司马炎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年仅29岁。
登基之后，司马炎并未对曹奂赶尽杀绝，而是封其为陈留王，允许他保留子仪仗、使用曹魏历法，这一举措既彰显了司马炎的“仁厚”，也为后世王朝处理前朝君主提供了范本。
司马炎登基之初，下尚未完全统一——南方仍有东吴政权割据一方，与西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东吴自孙权建立以来，历经数代君主，虽在后期因孙皓的残暴统治而国力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长江险的庇护下，西晋想要一举灭吴，并非易事。因此，司马炎制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先致力于整顿内政、恢复生产，为灭吴大业积蓄力量。
在政治上，司马炎吸取曹魏因“宗室衰弱”而被司马氏篡权的教训，恢复了分封制，将司马氏宗室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给予他们兵权、财权与行政权，希望通过宗室的力量拱卫中央。
同时，他也注重拉拢世家大族，延续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对世家大族多加优待，以此巩固统治基础。
不过，司马炎也并非一味纵容，他曾多次下诏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例如泰始四年（268年），他颁布《泰始律》，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既规范了官员行为，也缓和了社会矛盾；他还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令各州郡举荐贤能之士，打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一定的晋升通道。
在经济上，司马炎深知经过三国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推邪占田制”与“课田制”，规定男子每人可占田70亩，女子30亩，同时要求农民按规定耕种土地、缴纳赋税，这一制度既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确保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减免赋税徭役，多次下诏免除受灾地区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例如泰始二年（266年），司马炎下令“罢农官为郡县，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
此外，他还重视水利建设，下令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工程，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西晋的国力大幅提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为灭吴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的东吴，在吴末帝孙皓的统治下，早已腐朽不堪——孙皓残暴嗜杀，不仅滥杀宗室大臣，还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东吴朝堂上下人心惶惶，百姓怨声载道，军事力量也日益衰退。
司马炎见灭吴时机成熟，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下令兵分六路，以贾充为大都督，率领二十余万大军，从不同方向进攻东吴。
西晋大军一路势如破竹，东吴军队因长期疏于战备、人心涣散，根本无力抵抗。
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大将王濬率领水军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抵东吴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吴末帝孙皓被迫投降，东吴灭亡。
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百年的三国乱世正式终结，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统一全国后，司马炎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西晋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史书记载，太康年间（280年-289年），“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百姓生活富足，人口数量从西晋初年的约246万户，增长到太康年间的377万户，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甚至出现了“仓廪盈溢，百姓殷富”的景象，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为“太康之治”，也是西晋历史上最为繁荣稳定的时期。
然而，“太康之治”的盛世景象并未持续太久，随着下统一、国力强盛，司马炎逐渐变得骄奢淫逸、怠于政事，尤其是在晚年，他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为西晋的速亡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首先是生活上的极度奢靡。统一东吴后，司马炎将孙皓宫中的数千名宫女纳入自己的后宫，使得后宫宫女数量一度达到近万人。
为了挑选宫女，他甚至下令禁止下女子婚嫁，直到挑选结束后才允许百姓成婚；在后宫中，司马炎终日沉迷酒色，为了方便在众多宫女中挑选宠幸之人，他甚至发明了“羊车望幸”的方法——乘坐羊车在后宫中随意行走，羊车停在哪个宫女的住处，便在哪个宫女处留宿。
上行下效，司马炎的奢靡之风很快蔓延至整个朝堂，世家大族纷纷效仿，竞相攀比奢华，例如石崇与王恺的“斗富”故事，便是当时社会奢靡之风的真实写照。
世家大族为了追求奢华生活，不惜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
其次是政治上的懈怠与腐败。
晚年的司马炎早已没有燎基初期的励精图治，他疏于政事，将朝政大权交给外戚杨骏与权臣贾充等人。
杨骏凭借女儿杨皇后的关系，权倾朝野，他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导致朝堂上下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贾充则是一个趋炎附势、阴险狡诈之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挑起宗室与外戚之间的矛盾，甚至策划了一系列政治阴谋。
而司马炎对这些乱象视而不见，不仅没有加以整顿，反而对宗室与外戚更加纵容，使得西晋的政治日益腐败，统治基础逐渐动摇。
最为致命的错误，是司马炎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决策失误。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轨早夭，次子司马衷便成为琳长子，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司马衷理应被立为太子。
然而，司马衷却是一个生的白痴，史书记载他曾在听到百姓因饥荒而饿死时，疑惑地问“何不食肉糜”，这样的人根本无法胜任皇帝之职。
朝中大臣多次劝谏司马炎，希望他废黜司马衷，改立贤能的皇子为太子，例如司空卫瓘便曾借着酒意，暗示司马炎“此座可惜”，但司马炎始终犹豫不决。
司马炎之所以不愿废黜司马衷，一方面是碍于“立嫡以长”的传统礼法，担心废长立幼会引发宗室动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十分疼爱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司马遹自幼聪慧过人，司马炎认为司马遹影先祖司马懿之风”，希望通过司马衷将皇位传给司马遹。
为了确保司马衷能够顺利继位，司马炎还特意为他挑选了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希望借助贾充的势力辅佐司马衷。
然而，司马炎万万没有想到，贾南风却是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后来成为了引发“八王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太康十年（290年），司马炎病逝于洛阳含章殿，享年55岁，葬于峻阳陵。
他死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由于晋惠帝无能，朝政大权很快落入外戚杨骏手中，贾南风为了夺取权力，联合宗室诸王发动政变，诛杀杨骏，随后又挑起诸王之间的争斗，引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的国力大幅衰退，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崛起，纷纷起兵反晋，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惨剧，西晋王朝在司马炎死后仅二十余年便走向了灭亡。
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历来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从功绩来看，他承父祖之业，终结三国乱世，实现了中国的重新统一，这是他最为重要的历史贡献——统一不仅结束了长期的战乱，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也为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太康之治”的出现，便是对他前期励精图治的最好证明；
同时，他颁布的《泰始律》、推行的“占田制”等政策，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土地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司马炎晚年的错误决策，也让他备受诟病。
他恢复分封制，给予宗室过多的权力，导致宗室势力膨胀，为“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
他沉迷酒色、怠于政事，纵容外戚与权臣专权，使得西晋政治日益腐败；
而他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固执与失误，更是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动荡，最终导致西晋王朝的速亡。
可以，西晋的短暂统一与速亡，司马炎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司马炎，这位西晋王朝的开国皇帝，其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毁誉参半。
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既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有令人惋惜的失误。
司马炎在位期间，成功地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君主的雄才大略。
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如减轻农民负担、鼓励生产、发展文化等，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也相对安定。
在他的统治下，西晋王朝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司马炎在取得这些成就后，却逐渐迷失了自我。
他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生活奢靡无度，对朝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心。
他大肆封王，导致诸侯势力坐大，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此外，他在选择继承饶问题上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立了一个昏庸无能的太子，这无疑给西晋王朝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司马炎的经历无疑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一个君主，仅仅有开创基业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守成持稳的智慧和定力。
一旦君主沉迷于享乐，忽视国家的治理和发展，那么即使有再辉煌的开局，也难以避免王朝衰败的命运。
司马炎的功过，就如同西晋王朝的兴衰一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面重要的镜子，时刻警示着后世的统治者们，要以史为鉴，居安思危，不断提高自身的治国理政能力，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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