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巢的大火，虽然远在官渡，其灼饶热浪却仿佛跨越了千里之遥，无声无息地渗透到了徐州的每一个角落。最初的震动只局限于核心圈子，但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涟漪总是会一圈圈扩散开来。
不过数日，尽管我已通过各种渠道尽量控制消息的流速和形态，但“袁绍大败”、“乌巢粮尽”的传闻，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下邳城中弥散开来，如同初春解冻的溪流，先是涓涓细语，而后汇成一股汹涌的暗潮。
“影”传来的信息变得密集而琐碎，却精准地描绘出这股暗潮下的人心百态：
陈氏父子： 陈珪，这位名义上的沛相，依旧称病不出，据府中医官往来不绝。而他的儿子陈登，元龙，则显得活跃了许多。他频繁地与徐州本地的士族、豪强进邪私人”宴饮和拜访，言谈间虽未直接提及官渡，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北方强权”的敬畏，以及对“识时务者”的赞赏。我知道，这老狐狸和狐狸在做什么——他们在观望，在评估，在为可能到来的变局寻找最有利的位置。他们并未直接挑战我或皇叔的权威，但这种微妙的疏离感和骑墙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试探。曹操当年能迅速拿下徐州，陈氏父子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如今，他们似乎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普通士人： 士人群体最为复杂。一部分依附于皇叔“汉室宗亲”旗帜的士人，如孙乾这般忠诚者自然忧心忡忡，但更多的是惶恐不安。他们在酒肆、茶楼低声议论，有的为皇叔前途担忧，有的则在猜测曹操下一步的动向，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私下打探前往许都的可能性。毕竟，对于许多追求功名利禄的士人而言，“良禽择木而栖”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曹操如今挟子以令诸侯，官渡大胜后更是如日中，其吸引力远非困守一隅的刘备可比。这种思想上的动摇，虽然暂时还未形成公开的挑战，却像蛀虫一样，侵蚀着皇叔在徐州的统治根基。
寻常百姓： 底层百姓的反应最为直接，也最为朴素——恐惧。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官渡、乌巢，但他们知道战争的可怕。袁绍败了，强大的曹操会不会南下？徐州会不会再次成为战场？当年曹操屠戮徐州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一时间，城中米价微扬，一些外地商贾开始悄然离去，街头巷尾的议论也多了几分紧张。虽然尚未出现大规模恐慌，但不安的情绪已然在滋生蔓延。
面对这涌动的暗流，我必须迅速行动，稳定人心。
首先，我以皇叔刘备的名义，发布了一份安民告示。告示中，并未直接评论官渡战局，而是着重强调了徐州当前的稳定，重申了保护境内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同时，我下令各地官府严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并增加了城内外的巡逻兵力，以展示州牧府维持秩序的决心和能力。这至少能在表面上给百姓吃一颗定心丸。
其次，针对士人群体的浮动，我采取了“分化拉拢”与“舆论引导”并行的策略。我让孙乾、糜竺等人，分别拜访一些在徐州有声望、立场相对中立或亲近皇叔的士人，向他们传递“徐州固若金汤，皇叔仁德爱民，正需我等同心戮力，共渡难关”的信息，并暗示未来徐州若能自保，必不吝封赏。同时，我也授意一些笔杆子，撰写文章，或明或暗地宣扬曹操的“残暴”与“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本质，对比皇叔的“仁义”与“汉室正统”，试图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稳住一部分摇摆的士人。
至于陈氏父子，我暂时按兵不动。直接敲打只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将他们彻底推向对立面。我只是让“影”加强了对他们府邸周边的监控，并让糜竺在处理日常事务时，适当增加了一些需要陈登协办、且耗费精力的工作，让他无暇过多串联。我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来处理这对“地头蛇”。他们的态度变化，将是我判断徐州内部稳定程度的重要风向标。
忙碌之余，我独自站在州牧府的高处，俯瞰着这座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城池。乌巢的火焰，不仅烧毁了袁绍的霸业根基，也点燃了徐州内部潜藏的矛盾和危机。
曹操的威胁是外在的、明确的，而内部人心的离散，才是更需要心应对的无形之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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