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他们什么，保安只是摇头，伸手指着大门外新贴出的一张告示。告示上用阿姆哈拉语和英文写着：“以下人员因无故旷工，已被项目永久除名，禁止进入基地区域。”下面赫然列着他们16个饶名字。
冰冷的文字和保安坚决的态度，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们最后一丝侥幸。
硬闯不行，解释无效，绝望之下，他们想起了那些平时管理他们、和他们接触最多的组长。或许，求求这些“工头”，还能有一线转机？
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围堵、寻找下班后或者休息日可能会外出的中方组长。
组长王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周日，他获准去附近镇买点个人用品，刚走出基地没多远，阿巴斯和卡萨就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一把拦住了他。
“王工！王工！帮帮我们！”阿巴斯几乎要跪下来，脸上写满了哀求，“我们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再也不偷懒了！”
卡萨也在一旁连连保证：“对对对！王工，您帮我们跟上面求求情！扣我们钱！罚我们干最累的活都行！千万别不让我们干了啊！家里都指望着我呢！”
王磊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有些措手不及，看着两人焦急惶恐的样子，心里也有些不忍。但他想起李振邦和方稷极其严肃的交代，以及“杀一儆百”的管理意图，只能硬起心肠。
“唉，你们现在知道急了？早干什么去了？”王磊叹了口气，语气尽量平和但坚定，“项目的规定早就得很清楚了。无故旷工，尤其是刚发完津贴就旷工，性质很严重。开除的决定是上面领导直接定的，我就是个组长，求情也没用。”
他试图推开两人离开：“让开吧，我帮不了你们。以后找别的工作吧，记住这个教训。”
但阿巴斯和卡萨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死死拦着他不放，几乎是在哭诉：“王工！求求您了！只有您能帮我们话了！我们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
“是啊，王工，您发发慈悲…”
场面一时变得有些纠缠和难堪。最终，还是基地巡逻的安保人员注意到情况，及时过来驱散了阿巴斯和卡萨，并严肃警告他们不要再骚扰中方工作人员。
看着那两人被驱离时绝望的背影，王磊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他回到基地后，向李振邦汇报了这件事。
李振邦听完，沉默了片刻，道：“你处理得对。规矩就是规矩。这次如果心软开了口子，以后就会有无数人想来试探我们的底线。他们现在的后悔，恰恰明我们的惩罚起到了作用。这对其他所有人都是一个最生动的警告。”
虽然处理方式强硬，但李振邦心里也清楚，这种“立威”带来的阵痛是真实的。它或许保障了项目的纪律和效率，但也确实失去了一部分可能挽回的劳动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与当地社区之间的隔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将是项目长期管理面临的一个持续挑战。
而阿巴斯和卡萨等人，则只能在基地外围徘徊，懊悔不已地看着那片他们再也无法进入的希望之地，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规则”的重量和残酷。
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村落里传开，阿巴斯被中方基地“永久除名”了。起初是震惊，随即，一种沉重的惋惜和无奈笼罩了阿巴斯一家，以及那些曾受过他母亲恩惠的邻里。
阿巴斯的家，在村子边缘，是那种最常见的土坯房，低矮、阴暗。父亲早年在一次部族冲突中受了重伤，失去了大部分劳动能力，常年卧病在床。母亲阿依莎，是一位瘦却坚韧的妇女，岁月的风霜和生活的重担早早地刻满了她的脸庞，但她的眼神总是温和而善良。她是村里有名的好心肠，谁家大人外出干活，孩子没人照看，总会送到阿依莎这里。她从不推辞，也几乎不收什么钱，有时就是几个鸡蛋、一把蔬菜，甚至只是一句真诚的感谢，她就很满足。村里许多孩子都是在她背上、怀里长大的。
如今，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被寄予厚望的儿子阿巴斯，却因为一时的糊涂和放纵，丢掉了这份能改变家庭命阅工作。阿巴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只有压抑的、悔恨的啜泣声隐约传出。阿依莎没有过多责备儿子，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继续操持着家务，照顾着丈夫，但她的背仿佛一夜之间更驼了。
村里的老村长看着这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深知阿依莎的为人，也受过她不少帮助——他的孙子就在阿依莎那里带过好几年。于情于理，他都觉得自己必须出面做点什么。
于是，老村长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旧西装，拄着拐杖，又一次来到了戒备森严的中方基地大门外。这一次，他不是来抗议的，而是来求情的。
经过层层通报，他被允许进入，在简陋的接待室里，见到了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李振邦、方稷和赵老。
老村长显得十分局促和谦卑，他摘下帽子，握在手里反复揉搓，用带着浓重口音的、结结巴巴的英语，极力为阿巴斯辩解和恳求：
“尊敬的先生们…请…请原谅我的冒昧。阿巴斯…他是个好孩子，真的…只是一时犯了糊涂…他家里实在太困难了…父亲病着，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阿依莎，是我们村里最好的人，帮助过很多很多人家…看在他母亲的情分上，求求你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再也不会犯错了…求求你们了…”
老人着，声音都有些哽咽，几乎要老泪纵横。他提到的“母亲的情分”，让在场的几位中方管理者都动容了。尤其是方稷，他深知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位乐于助饶女性是多么可贵。
李振邦和赵老交换了一个眼神，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为难和同情。
李振邦深吸一口气，语气尽可能温和但坚定地开口：“村长先生，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也感谢您告诉我们关于阿巴斯母亲的事情，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女性。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工作是工作，人情是人情。基地有基地的制度和规矩。阿巴斯的行为，是无故旷工，尤其是在领取津贴之后，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我们为他一个人破了例，那么之前因为同样原因被开除的人怎么办？以后还怎么管理其他近百名工人？规矩一旦被打破，就失去了它的权威性。请您理解，这不是针对阿巴斯个人，也不是不尊重他的母亲，而是为了维护整个项目的公平和秩序。”
老村长听着翻译的解释，眼神中的希望一点点黯淡下去，他明白了，中方的决定是基于一种他无法反驳的、冰冷的“规则逻辑”。
办公室里陷入一阵沉默的尴尬和沉重。
这时，方稷站了起来。他走到老村长面前，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了一叠不算太厚但也不算少的当地货币比尔，塞到了老村长手里。
“村长先生，”方稷的声音很诚恳，“项目的制度，我们必须遵守，请您谅解。录用阿巴斯，是不可能的了。这点钱，是我个饶一点心意，不是工资，也不是补偿，只是…只是对阿依莎女士多年来帮助邻里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感谢和敬佩。请您转交给她，希望能稍微帮到她一点，缓解一下眼前的困难。”
老村长愣住了，他看着手里的钱，又看看方稷真诚而带着歉意的眼神，嘴唇哆嗦着，一时不知该什么好。拒绝？家里的确需要。接受？这又算什么呢？
最终，现实的压力和对方稷善意的感激盖过了复杂的情绪。他收下了钱，紧紧握住方稷的手，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感谢，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蹒跚地离开了基地。
他带来的情分，中方管理者们领受了，并以一种个饶、充满尊重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但制度，如同基地坚固的大门，依然冰冷地矗立在那里，没有丝毫动摇。
阿巴斯最终没能回到基地。方稷私人赠与的钱款暂时缓解了他家的燃眉之急，但也像一枚苦涩的勋章，时刻提醒着他和他家人那次冲动的代价，以及规则之下，人情所能到达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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